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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民俗变迁动力的理想类型分析——基于“结构—行动”的视角
2013-08-03 08:05 作者:朱雄君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内容提要:本文从“结构—行动”理论的视角切入,着力对乡风民俗的变迁动力进行理想类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结构要素的断裂、变异与突现形成的“内驱力”,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的融入、政治与社会力量干预形成的“外引力”,乡民主体实践中的适应性实践、反思性实践产生的承动力,共同推动乡风民俗的时代演进与变迁。

关键词:乡风民俗;结构行动;内驱力;外引力;承动力

引言

乡风,是指“特定乡村内的风土气候、风尚习气、风采气度,即乡村的风气”,①是乡村人们的信仰、观念、操守、爱好、礼节、习俗、习惯、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总和。民俗,是指“人民创造、享用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文化活动、社会组织、信仰与迷信等的文化传承”,②是特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并传承于世的风俗习惯。乡风民俗,即乡村社会的风气、风俗、风尚,是乡村区域内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经过历史积淀传承、为乡村内人们所遵循的信仰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规则制度的总和。乡风民俗来源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是广大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提炼的感性生活情态和艺术样式,是民众对自己生存物质和生命繁衍获得保障而需求信仰和想象的物质与精神结晶”③。对于每一个在农村生长、生活的个体来说,乡风民俗是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文化存在,成为个体社会化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个体行为重要的价值和规范依据。乡风民俗形塑着村民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和结构形态,它的范围遍布于乡民的整体生活和整个生命过程。在当代农村社会,尽管乡风民俗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需要,但是也还存在诸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有些还成为影响农村社会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引导与改造乡风民俗,是推进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在近代,我们曾经有过对乡风民俗的改造尝试,但是,无论是上世纪梁漱溟、晏阳初等一代改革实践者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建国后对农村旧文化的大改造,最终都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乡风民俗改造,虽然在短时期取得了看似明显的成效,但是一旦由于这种行政手段成本过高而难以维系其高压态势,各种乡风民俗传统又会出现反弹,重新占据农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对乡风民俗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改造?首先必须理清的是乡风民俗是如何演变的,其内在逻辑规律是什么?质言之,就是乡风民俗的变迁动力源自何处。只有对乡风民俗的变迁动力有足够的认知和充分的把握,我们才能避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强行压制,对乡风民俗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改造。

一、变迁中的乡风民俗

历史的轨迹表明,乡风民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迁。传承性和变异性是乡风民俗的两个不同的面向特征:因为传承性,乡风民俗能够在一定的时间段和一定的区域内延续存在,从而具有历史性和传统性;因为变异性,乡风民俗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而具有现代性和现在性。正是这种传承与变异双重特征,乡风民俗一方面能够具有稳定性,成为乡民最稳定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能够具有适应性,能够随着时代的演进、农村的变迁和乡民的需求不断调整,从而乡风民俗在乡民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始终起到不可或缺的指导与规范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现代交通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现代化转型的加速和世界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日益加快,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风民俗作为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自然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

一方面,伴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人民公社的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转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中国农村的经济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中国农村社会又恢复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家庭、村落重新成为农民的生活生产单位,农村曾经被政治与政府极度压缩的社会再度获得了自己的空间。所以当6070年代的政治革命激情在农村社会退却之后,农村的许多被压制、被遗弃的乡俗传统被恢复重建。这一现象尤其体现在信仰习俗方面。自80年代以来,宗族势力的逐渐抬头,认祖归宗,修族谱、建宗祠祖庙的活动日益频繁,尤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些现象比较普遍。在农村,烧香拜佛的人也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信仰组织也以各种名义或公开或隐蔽地成立起来。

另一方面,乡风民俗又呈现出对现代元素、西方元素的吸收与交融之态。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加速推进,在广大农村地区,尽管其现代化的速率要低于城市,但是农村也成为现代化的主体之一。乡风民俗传统的经历着恢复与重建,表面上看这是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促成,但实质上当代的这种传统重建已经从形式到内容增添了现代化的时代元素,成为与传统相异的当代之物。与现代化进程同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农村深入,农村与外界交流互动增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在吸收现代元素的同时,西方元素也融入了农村的习俗。比如在服饰习俗方面,现在的农村青年穿着也追赶时髦,张扬个性,与城市青年差异不大;在居住习俗方面,农村新建的住宅已经是清一色的钢筋水泥砖混结构,能够应用使房屋更结实的建筑领域新材料,住房结构变成了现在的套间式与传统结构相结合的更合理模式;在婚姻习俗方面尽管在农村还是和建国前一样,结婚时还要举行婚姻仪式,但是却充满现代气息。迎亲的队伍由原来的步行肩挑,发展到摩托车、大卡车运送,直到今天的小轿车迎亲队,甚至还要用名牌轿车接新娘。传统的农村丧事也有了现代的元素,如在农村的丧葬仪式上也有追悼会、现代的管弦乐队迎宾队伍等。

此外,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乡风民俗呈现出世俗化与功利化的演进趋势。乡风民俗作为一种先于农民就已经被构建的实在,是一种源于传统的经验知识,当这种经验知识与某种宗教神秘性结缘时,对农民具有来自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双重权威,从而成为农民生产生活不容置疑的权威指导和可靠支撑,这种指导与支撑在变迁缓慢、科学技术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的经验逐渐失去了其效力,宗教的神秘性被打破,由此,乡风民俗呈现世俗化的演进趋势。例如,现在农民大都相信科学,在生产活动中积极应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有病不再求助于祖先、神灵和上帝,不再求助于巫师,而是到医院接受治疗;农村虽然还有过年敬灶神的风俗,但是几乎没有农民会相信灶神的存在。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化的浪潮以及功利思想的侵袭使得农村的乡风民俗功利色彩越来越浓。其突出表现为民俗旅游开发热。在政府的发起、引导和支持下,随着农民市场意识、商业意识的提升,许多特色民俗已经成为旅游开发项目,实行商业化运作。在全国各地遍布各种各样的民俗旅游村、民俗旅游节、民俗园已经成为旅游的重要亮点和支柱。风俗文化的商业性触角已伸到中国农村社会的许多角落。④而那些没有开发的、普通的、贯穿于大部分农村的乡风民俗,功利倾向也比较明显。比如在婚姻习俗中,女方父母往往比较注重男方彩金彩礼的分量、酒宴举办的档次和花费是否够面子、够排场,参加酒宴的客人送了多少人情礼金等等。而红白喜事作为一种具有庆祝和宣称意义的重要仪式已经失去了本原意义,在有些农民的心目中,成为一种回收送出去的人情礼金的手段或者荣耀自己财富、名誉和地位的方式。⑤

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许多方面还存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杂多元的矛盾格局,乡风民俗在继承乡村传统的同时也接受着现代性的培育和改造。由此,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守旧与创新、落后与先进、俗约与法制、迷信与科学等等对立项能在农村的乡风民俗中戏剧性矛盾呈现。在各种乡风民俗当中总能找到这些对立项的事实证明。如既有重视教育、兴建学校、热心公益事业的积极现象,也有兴庙宇、修豪墓的消极表现;既有崇尚科学、积极学习知识的风尚,也有迷信风水命相、求神拜佛的习气;既有由青年人自主选择的自由婚姻,也有由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甚至买卖婚姻;既有注重节约、简单操办的红白喜事,也有讲究排场、大操大办的奢华酒宴。在农村社会现代化、市场化的双重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的乡风民俗凸现出新旧扭结、良莠交杂的特点。

二、作为结构存在的乡风民俗

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客观结构,任何事物由有机联系着的部分构成,都有一定的结构。它们独立于行动者的意志和意识,可以影响和限制行动者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方向。⑥乡风民俗作为一种地方性传统,是通过地域内乡民基于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通过协商互动,共同约定俗成而构建,镶嵌于乡村社会,指导并约束乡民的行为,经历时间的过滤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一种产生于乡村社会又超越凌驾乡村社会,对乡民具有普遍性强制的客观存在,一种具有结构特性的存在事物。要把握乡风民俗的变迁逻辑规律,寻找其变迁的动力,必须首先对乡风民俗的结构进行解析。

结构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具有内在的结构。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定义为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某种不变的特性。⑦布朗认为结构是在某个较大的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的配置或相互关系的组合。⑧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规则包括“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资源包括“权威性资源和配置型资源”。⑨综合各种理论观点和现实的考察,我们认为:结构就是其构成要素规则的相互关系性的动态联结。其含义有四层:一是结构的基础是要素,要素是联结的基本点。二是结构要素通过联结而构成,要素不进行联结只能是散乱的、不能建构成结构。三是这种联结必须是规则的,不遵循一定的规则,要素的联结是杂乱无章的。四是这种结构是动态的,要素之间的联结是互动的、相互关系性的,要素之间有着一种动态的张力,同时结构也是不断运动再生成的。⑩

综合实地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乡风民俗的要素包括观念、物质、组织、行为、制度五大要素。正是基于这五大要素的动态的相互关系性的联结,乡风民俗才成为一种结构存在。

物质要素。物质要素是乡风民俗的物质构成基础。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场域,为风俗的演练提供物质场所,比如宗族活动的祠堂、庙会活动的寺庙、端午龙舟竞赛的河流等等;器具,为乡风民俗的演练提供道具,比如丧葬习俗中的乐器、供桌、香烛、纸钱等等;以及其它相关物质条件,比如族产、族田就是宗族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乡风民俗的存在和展示需要物质作为基础,风俗的多元异样也通过其物质要素的选择、制造、用途等方面的差异而得以显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乡风民俗的差异往往能从物质要素中得到直接的体现。

观念要素。观念要素也可称为思想要素。乡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互动观等等思想观念隐含在乡风民俗中,指导并约束乡民的行为。比如在服饰习俗中,服饰的颜色、形状和样式就包含了乡民的审美观、价值观;饮食习俗中的酒道、茶道就体现了乡民的社会互动交友观;人生寿仪的乡俗就包含了乡民对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过程、死亡的象征这些事物的理解和信仰。正是这些隐喻在乡俗结构中的观念要素决定着乡民的思维,外化为日常的生活生产行动。

组织要素。组织要素也可称为群体要素。组织在这里指的是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形式集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乡俗的构建、展示、承载和变革都需要人——乡民来实现。任何一种乡风民俗,其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得到一定区域中的特定群体的集体认同与反复实践。地方的乡风民俗景观也正是通过特定群体的反复演示得以呈现。因此,在乡风民俗中体现的乡民之存在往往不是单个的个体存在,而是组织性的群体存在。组织就成为乡风民俗的要素之一。比如,泼水节是傣族的节日民俗,整个的傣族人就是这一习俗当中的组织承载者,而在我国福建等东南沿海有妈祖信仰这一习俗,其组织要素就是福建等地区的信仰妈祖的民众。在中国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如宗族组织、庙会组织、水利组织、各种会社、协会等等,这些组织和团体往往是地方乡风民俗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参与者和支持者,是地方社会乡风民俗的重要组织基础。行动要素。行动是乡风民俗的关键要素,在乡风民俗的产生、传承、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具有时空性的事物,乡风民俗产生于一定时间和空间域,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域传承与发展。正是基于乡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反复协商互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乡风民俗才得以产生,成为一种具有地方社会特性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事物,乡风民俗具有传承性,作为一种当代性的事物,乡风民俗又具有变迁性。行动就是乡风民俗传承和变异的重要载体。乡风民俗的具体内容、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往往通过行动来体现。正如其他社会创造之物一样,一旦产生,乡风民俗就作为一种超越凌驾地方社会的存在,其规则与资源被乡民所认同、遵守和运用,乡民的行动往往有意识或者潜意识地受其指导和约束。作为一种不断反复被组织的资源和规则,乡风民俗被乡民反复实践,外化为乡民在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行动,乡俗的内容、形式、特色也正是通过乡民的行动才得以在乡村社会不断展示。

制度要素。制度是一定领域的人们通过长期的社会互动,依据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所形成、用以约束和支持人们的行动,并为此特定领域的大部分人们所遵循的“一整套持续而稳定的规范体系”。11乡风民俗总是内含某种制度性规则,这种规则或明或暗的规定或限定着乡民应当如何思维、如何行动、如何遵从,以及遵从或违背这些规则会有什么奖惩等等。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比如关于农事二十四节气的习俗规定了人们在哪个时间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形成一个指导农事生产的制度性体系。在丧葬风俗中,汉族讲究棺木土葬,要选定良辰吉日和风水宝地下葬、举办丧事有关程序和事项有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则还可逐步细化,甚至细致到在举办道场时,每一个孝子应该怎样站位、怎样行走、怎样跪拜等具体动作。

总体来说,观念、物质、组织、行动和制度这五大要素是乡风民俗的主要基础构成,在所有乡风民俗的结构中都能发现这五大要素的存在。之所以称之为“要素”,是因为其基础性、不可或缺性和普遍存在性。某一风俗只有具备了这五大要素,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结构,才具有历史传承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乡风民俗的结构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这种关联是动态的相互关系性关联。也就是说,要素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互为前提、互为基础——某一要素的存在是其他要素存在的条件,某一要素的存在能催生其他要素的出现。与此同时,要素相互之间还具有结构性张力,互为牵制——某种要素的变异往往能牵动其他要素的变动。要素之间形成的这种规则的有机联结,促成了乡风民俗的结构特性,从而使乡风民俗如同其它结构性物质一样既具有结构整体的惯性,也具有结构变迁的可重构性。

三、内驱力:要素的断裂、变异与突现

乡风民俗的五个基本要素互为前提、互为基础、互为牵制,呈动态性的相互联结,构成一个结构性的整体。正因为要素之间的这种相互性关系及其结构性张力,五大要素当中的任何一种要素的变化都将导致其它要素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结构的变迁。从外部来看就是乡风民俗的变迁外显表现。例如,物质要素的变迁将导致观念要素的变迁,观念要素的变迁将导致人们行动要素的变迁、制度要素的变迁。制度要素的变迁有可能引起组织要素的变迁,继而引发观念、物质上的变迁。

从乡风民俗的发展轨迹来看,要素的变迁存在三种形式:一是断裂,就是要素在传承的过程中,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不能继续传承下去。例如在解放前,南方许多村落都有自己的宗祠、村庙,但是建国后被大量摧毁,由此形成物质要素的断裂,正是这种断裂导致农村许多传统的乡风民俗遗失或衰落。二是变异,就是要素在传承的过程中因为某种原因在内涵与形式上发生了偏离。例如婚姻的物质要素中,陪嫁的物品虽然一直有三大件,但是三大件的实质内容已经有原来的“老三样”变成了今天的“新三样”,从而使婚姻习俗变得具有现代的气息。三是突现,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新的要素被发明创造或者新的要素从外界引进。例如现代文明进入农村后往往引发农村乡风民俗的巨大变革,收音机、电视机对农民生活休闲方式的重大冲击就是明证。因此,乡风民俗的变迁动力之一正是其内部某要素的断裂、变异和突现,经由要素的相互关系性联结而引发其它要素的变迁,从而导致乡风民俗结构的整体变迁,我们称之为内驱动力。

以南方农村祖先崇拜的风俗为例,我们将能看到这种要素的断裂、变异和突现怎样通过要素之间的动态联结关系而推动整体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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