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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民心理问题研究
2013-04-09 09:20 丁 洁 信息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年1 月第43 卷第1 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原有的传统心理即小农心理、功利心理、天命心理等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心理的转变有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展示了农民心理的矛盾现状,如积极追求经济利益和见利忘义、政治意识的增强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强化个体性和从众心理依旧等等。现代化转型中对农民的心理矫正,必须从培育农民的经济意识、权利意识、主体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入手,以培养新型农民,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现代化;农民心理;小农心理;功利心理;天命心理;经济意识;权利意识;主体意识;道德意识

“现代化”对中国农民来讲并不陌生,自清朝末年起,中国农民便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并开始了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漫漫长路;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确定了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但之后的数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给农民留下了难堪的贫穷与困顿; 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辉煌的拓展阶段,这一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是社会波澜壮阔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思维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中国数千年来积压的矛盾和难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得到破解,由传统走向现代所带来的各种局限性与弊端时刻牵扯着中国社会及农民的敏感神经。智利学者萨拉扎·班迪说:“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农民是中国的脊梁,现代化进程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正面及负面的信息都在农民身上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促成了农民成为“老大难”的现状,尤其以农民的心理状态为凸显点。因此,从心理角度解读中国农民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不失为可行性视角(本文只是从一般意义上使用“心理”一词)。本文通过回顾传统农民心理并比较过渡时期的农民心理,可以看到现代化转型期间农民心理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弊端所在,进而指出农民未来心理走向。

一传统农民的心理特征

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政治地位和观念,正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以及封建的儒释道文化这三大典型特征塑造了传统农民特有的心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小农”心理

我们习惯于以“小农”来称谓传统的农民,“小”体现在心理上就是:

小视野。农民自出生起就习惯于固守在狭隘的空间里,如井底之蛙看不到外面的广阔世界,守着一方故土生老病死,难以看到可能的机遇与前景。臧克家的《三代》就经典地反映出这个现实,诗文如下:“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这种安土轻迁的心态来源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传统的土地制度。土地意味着财富与尊严,甚至意味着生命,传统社会中每一个君王都将对土地的扩张与控制作为王朝立足的根基,农民也将拥有一块土地作为终其一生的梦想,可是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这一系列阴影使得农民的梦想难以转换为现实,这样土地就成了农民难以割舍的情结,进而形成了浓厚的乡土性、封闭性与保守性心理。

小胸怀。受孔夫子“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的影响,农民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心理发展得颇有极端化。一旦周围的人率先富了起来,农民便犯了红眼病,用一种有色眼镜去看,用一种吃不着葡萄的口吻来抨击富者的行为,同时又迫切地希望自己也一样富裕强大,这种嫉富仇强的心理彰显着农民胸襟的狭小与不大气;另外,无公共意识、爱占小便宜也一直是中国农民被诟病最多的地方,这和农民只有“小我”、缺乏“大我”的境界是相一致的。秦晖教授一直在强调传统社会中由于“国”、“公”太过于强大而导致农民自主性、自由性的缺乏[2]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国”、“公”的强势压制,农民的权利与自由几乎得不到任何保障,才导致农民缺乏“公共意识”,喜欢占小便宜,将“国”、“公”置于一种无关乎己的立场。由此造成这样一种心理:反正“国”、“公”与我们农民无关,那就顺手牵羊也不为过,长久的习惯性的心态积淀了农民爱占便宜的小心机与小胸怀。

小道德。从历史上看,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是一个皇权极端专制而农民个性极端压抑的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传统农民的道德观念更多的是一种私德,即农民的个人品德、修养、作风、习惯,以至于处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邻里关系时所依据的道德规范,都是围绕自身利益发展出来的,因而也是用来维护自身利益、为自身利益辩护的。作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范,私德基本上存在于规模较小的社会群体之内。但是,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使这些小群体呈现出较多的同质性,因而就其大体而言,这些小群体利益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所形成的道德观念也大同小异,因而尽管整个社会从样式上呈现为一个一个有差别的社群,但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道德观念却一以贯之,既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边界,自然也成为维系社会结构的一条暗线。既然这套道德观念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发展出来,那么对于自身之外的他人乃至社会、国家的利益便自然不会如此关心,更不会产生出发达的社会和国家观念,“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这种私德的具体表现。

2.“功利”心理

“功利”简单来讲就是指对功名和利益追求的心理。

传统农民拥有极其强大的权力崇拜意识与功名追求心理。中国是一个久经封建权威支配的社会,强大的皇权统治固化了农民对权力的膜拜意识,权力不仅可以免于他人摆布又可主宰他人,“权力能够决定一切”的观点植根于农民心中;农民总想摆脱农民的身份,一旦自己无法跳出农村又总是将这种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子孙后辈身上,告诫他们只有好好学习才可能谋得一官半职,所谓“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在温饱线,摆脱这一宿命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读书以求一功名。只有绝望时的欲望才最强烈,农民绝望得更为彻底,所以对权力的渴望也愈加强烈。在农民看来,二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当官不仅可以光耀门楣,而且由权势带来的各种好处也不计其数,由此农民对权力的向往一直延伸了数千年。

与强烈的功名心理对照的是农民淡漠的利益观。农民始终将追求利益看作是不道德的、不正当的且不可取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农民使用货币进行市场交换的频率保持在低迷的稳定状态,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促使农民形成对商业的歧视态度以及对获取财富的谨慎态度,传统儒释道文化灌输的人人死后皆平等、过多的金钱财富是杀身之祸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些都潜移默化地淡化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观念;政治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更是历史上农民习惯性缺失的另一种心理表现,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拥有哪些权利,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上层领导能够常发善心常施恩以保障自己辛勤劳作后的丰衣足食。

3.“天命”心理

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造就了传统的社会与迷茫无助的传统农民,将“天命”心理发展到登峰造极。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往往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难以应对来自自然与社会的困境和挑战,诉诸天地神灵就成了农民慰藉自己的本能选择。首先,农民相信天命的造化,认为命由天注定,今生的一切苦难都是前世的孽债,今世唯有将功补过才可求得来世的平安与幸福;其次,农民相信神灵在另外一个世界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每一个人的功与过都尽收神灵眼底,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上天一定能明察秋毫、公正无私;最后,农民相信只有虔诚敬畏神灵、诚心改过才可以求得神灵的谅解从而脱离困境。费孝通提出:“当农民不能应付突如其来的灾害时,如旱涝、虫灾,往往诉诸于宗教。”[3]同时,农民相信神灵可以通过一系列反常景象来提醒众人的功与过,或是恩赐或是惩罚。

二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农民心理误区

走向现代的过程并不是完全消灭掉传统,理想的进程是扬弃,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舍弃不合理的、传承文明的精华。现代化进程就是一场现代对传统的博弈。农民是对现代化建设贡献最大的群体,也是受益最少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始终经受着几重矛盾的牵扯。执著于心理的探究势必得回到社会经济结构上去找原因,具体到中国就是最具典型的城乡对立且分割的二元结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是既拥有一个现代部门,又拥有一个传统部门,指的就是城乡对立。再加上历经千年的封建制度及传统保守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使农民心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经历一次冲击。尤其在现代化转型这个复杂曲折的进程中,农民心理的误区便时有显山露水的机缘。

1.见利忘义的利益观

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纯粹的牟利行为一旦成为经济行为的根本目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规范而变得混乱无序。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农民由于长期受物质贫乏的制约,深苦于经济物质不发达,因而对于物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不断扩展的社会事业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物质欲望。然而,这种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弊端正在通过不断发生的恶性社会事件表现出来,如三鹿奶粉事件、假药毒酒销售、生态环境破坏、建筑生产安全等。这些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恶性事件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结果是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深受其害。

2.信任度的丧失

农民的心理受社会现实的影响带有浓厚的二元色彩,难以全面、客观、理性地去认识自我与社会。最常见的现象是国家颁发了一系列利于农民的政策,可是在具体地方的贯彻落实上总是问题不断、困难重重,《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一书中披露的事件令人触目惊心,中央总是出台一个看似完美的政策赋予农民无限希望,政策的执行力度却又结结实实给了农民彻骨的悲凉。农民已经茫然失措,拿捏不准自己的地位与处境。再加上现实社会中权力失范现象严重,政府的公信力严重损耗,农民对政府不信任度逐渐增加。对于一些政策承诺,农民习惯于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站在旁边观看,难以与政府真正互动起来。一旦农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他们又倾向诉诸暴力等极端事件来解决问题,在他们看来和平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极端事件白热化才能引起上级政府、中央的重视。这就是农民工“开胸自残”以验证尘肺病、“跳楼”以讨工钱、“断指”以求薪酬等等自虐自残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屡屡重现的主要原因。

对社会的不信任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公共意识的沉落。既然“国”、“公”待我如此之低规格,我何必为公奉献,不如苟且为私尚能存活几日。这都反映了农民群体的整体心态走向,他们倾向于“等等看”,等一个政策实行有一定成果后再参与,这又同农民的从众心理相吻合。

3.强大的从众心理

受宗法主义的影响,农民传承了传统的弱小团体情结。在他们看来,单独的个人力量实在是过于渺小,个人出头做先锋一定会被当做坏的典型,只有和大众绑在一起跟着主流走才是上策。当农民看到其他人通过什么途径与手段就获得了某些盈利,相当大程度上他们都会去效仿,这样缺乏理性的思辨能力和山寨版的投机心态往往使得农民成为冤大头。曾经农民跟风种梨树、葡萄、芦笋等,最后价低又一窝蜂地去刨掉。如2010年大蒜价格上涨,许多农民就盲目跟风大量抢种,却难以如愿获得丰收的喜悦,因为随着大量大蒜集中入市,大蒜收购价格更是一泻千里,这就是付出汗水和辛劳之后收获的苦涩果实。如此地一味从众、盲目跟风造成的“菜贱伤菜农,瓜贱伤瓜农”、丰产却不丰收等现象层出不穷。有个段子来形容农民最合适不过了,古人也这样说:“种庄稼的一窝猴,一个扛锄都扛锄。”终究是农村社会落后的经济体制结构造就了农民低下的文化素质和非理性的从众心理趋向。

4.对教育体制的失望

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给农民留下最深刻的烙印就是失望甚至绝望。网上一篇文章《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是对此问题最委婉的揭露。国家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称“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上大学”,理由是农村大学生就业困难,并且上学后不愿再返农村。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讨论他观点的正确与否,我们只能说他的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更多的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在现代社会,先天承继身份在很多场合又在继续传统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没有真才实学依旧可以保持一个相当高层次的生活与工作质量,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雄厚的家庭背景。社会体制的滞后性与社会现实的些许不公平导致农民对跳出农门的希望也逐渐降低。他们似乎开始绝望,很多地方出现“农民的子女最好不要上大学”的呼声,因为现实是即使你上了大学,负债累累地完成了学业,你也未必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及家人。在农民看来,当前的社会体制和制度似乎抛弃了他们,也浇灭了他们摆脱农民身份的唯一一点希望,所以,农民的心理在改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消极的因素开始在滋长。

5.消极应事的心理

正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与对自己能力的无奈,感怀于自己身份的酸楚,才使农民对现实世界有了一个反常的心理反应。

表现一:酸涩的阿Q心态

一些农民会拿城里人的不如意来自我安慰,认为城里尽管机遇多、设施全,但是消费高、污染多、压力大、人情淡漠,远不如乡下的环境好、人际简单又融洽、生活悠闲与轻松。但即便这样,在农民心底城市仍旧是他们所向往的天堂,正因天堂之路难觅,只能竭力浇灭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样一种长久隐忍的压抑往往扭曲农民的价值观,会使农民陷入不可自拔的心理分裂状态,会使农民生活在一个虚幻的国度,难以分辨真的世界还是假的世界。

表现二:投机的暴富心理

农民越来越喜欢现成的实惠,想走捷径来寻求暴富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赌博已经超越娱乐的性质且成为盈利的手段,为了满足民众多样化的需求,赌博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彩票在农村的盛行就是一个突出表象。最有代表性的是从2002年起六合彩赌博的风头在全国的蔓延,有的农民甚至赌上了身家性命来求得一个翻身,尽管在之后的一段时间经历过严格控制与打压,可如今六合彩正以死灰复燃的姿态重新寻找新的落脚点。这是农民投机心理极端化的反映,是无法理性把握自身及客观现实的惨淡结果。

表现三:强大的神灵依附心理

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尽管经历过“破四旧”的运动,但依旧以生生不息的劲头影响着广阔的农民群体。当今中国农村滥建庙宇的现象揭露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农民贫乏的心理世界,农民更多地将希望寄托在神灵上,或求财富或求官名或求平安健康甚至求得心灵的宁静,这都反映了农民心理状态的问题,意味着农民是在对这个政府逐渐失去信心转而求助神灵以求得自我解脱。现在农村中大规模和大范围传播的家庭教会,很多只是新瓶装旧酒,是以一种现代的形式掩饰下的旧的封建迷信的宣传载体。农民自身的心理并没有成熟和强大到支撑自我的程度。所以,当面对一些不可预测的情况或者是不如意的结果出现时,就会诉诸于外在的力量来寻求支撑。宗教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必然会出现火花,关键是火势的走向正确与否。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民心理走向尽管时有负面的苗头隐现但总体方向是积极进取的,始终处于对负面心理的矫正过程中。

三现代化转型中农民的心理矫正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是在不断的革新和变化中继续着现代化的转型。首先,市场经济的开放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复杂化与自由性,整个社会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其次,民主化、法制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并渐趋明朗化,中央和地方、政治和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使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扩大并日益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文化逐渐向大众化、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发展的势头重新诠释了“百花齐放”的意义。具体对农民来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赋予了农民独立的经济地位和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再加上中央政府对“三农”的一系列保护性政策和措施的逐步推进,这些都改变了农民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给农民带来一次全新的震撼,反映在心理上的积极矫正措施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1.经济意识

农民虽然久居闭塞的农村,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很多都是从农村开始试行的。一方面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致富信息与致富途径打开了农民的视野,使农民看到了金钱财富的价值以及获取财富的可行性,逐渐摆脱“均贫富”思想转而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金钱等物质利益,认识到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而追求财富对于改进现实的重要意义。在牟成文著的《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以鄂东A村为个案》中,一名A村老人说:“刚开始土地承包时,我们心里并没有数。觉得干集体干了二十多年,都习惯了,大家穷是穷点,只要不是太穷,就这样也可以。土地承包后,什么都要自己操心,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没想到几年之后收益增加了,我的信心明显增强。我才感到这比以前好。”[4]

2.权利意识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民的自我利益意识开始重新显现,逐渐由盲目崇拜权威转向了拥有客观的自我认知能力与自我权利的意识。

首先是政治参与意识高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越来越多地被创造出来,农民可以对自己以及自身之外的事物进行主动的、客观的把握,而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环境对于他们的要求。农民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体,有权利去享受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同样也有义务去承担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农民参政议政的政治意识的提升,他们能自觉地去了解中央各项政策规定,紧跟时代的步伐力求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自治制度的广泛推行为农民获得更多的政治民主权利提供了具体的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意识增强,积极参与村民选举和乡、县人大选举,充分展现了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其次是农民的教育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对知识人才需求的扩大化,农民逐渐意识到再教育的必要性,他们开始接受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来提升自身素质,以适应现代化转型的需求;另一方面,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面实行让农民看到了农村教育的希望,他们更加积极保障子女追求科学文化的权利,努力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来为子女的教育服务。

另外,农民意识到司法权利的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农民逐渐认识到法在独立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或遇到民事纠纷时,农民逐渐拥有了上诉意识,开始用法律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处理各项事务中存在的矛盾和纠纷。

3.相对独立的主体性意识

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央相继推行的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现代化的政策都大大削弱了农民的土地依赖意识与宗法意识,促使农民进一步挖掘个人的潜力以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出路。这种现代化转型带给农民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个体性意识的强化。农民开始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认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主体。表现之一就是乡土纽带的断裂。农民不满足于既有的身份地位,认为农村与城市相比既有的潜力与发展的前景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与其固守农村几亩薄田,不如背井离乡去挑战外面的世界,既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又可能抓住机遇顺势发展。这样一部分农民开始从事服务业、工商业、建筑业,转为农民工;一部分农民几经奋斗或靠读书或靠生意留在了城市。表现之二就是创新性的主体意识在增强。一部分农民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开始大胆应用科技新成果,重视农业的商品化生产和经营,成为新型农民;表现之三是农民有了一定的时间观念和计划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农民也开始尽可能多地利用时间,对自己的生产、生活和未来都有了明确的规划和安排,不再靠数着日头过日子了。

4.生育意识

一般来说,生育观念直接影响生育行为,生育观念包括生育意愿和生育动机。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于子女数量、性别、剩余时间等的主观偏好,而生育动机则是指决定人们生育的目的或原因。通常,生育意愿决定生育动机,而生育动机的形成则和人们的生活环境、教育经历等原因有关,如经济原因、社会原因、文化和科技的原因等。传统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它表现为一种纵向的平衡,生育观念是建立在以家族血脉的传承为目的上的;而现代家庭则以夫妻关系为主轴,表现为一种横向的平衡。以夫妻生活的完整、稳定与和谐为目标,它更加注重在现实的生活中获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如纵向结构那样,在代际更替中寄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现在,和农村传统的多子多福禄、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在政策上可以生育二胎的家庭通常都会选择放弃或推迟二胎生育,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子女的性别偏好上也表现出更加开明的态度,不再持有不生男孩不罢休的顽固观念。

5.道德意识

我国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道德观念,相比于传统的私德,这种新的道德观念被称作“公德”,也就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和遵纪守法。公德是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逐步扬弃传统道德,并树立公德意识,自觉地以社会责任感考虑自己的行动,遵循体现社会群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公共规范,是农民获得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新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引导农民道德水平的提高和风尚习俗的淳化,使道德建设不断进步,不断升华,既是农村改革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农村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四结语

衡量农民群体的心理态势是否正确与科学主要有三个指标:一是否独立与自信,能否明确把握自身的现状与未来;二是否理性,能否客观看待并处理外界事物;三是否具有新公共意识,能否以全局的视野把握整个集体。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社会意识的强大反作用力,我们也都知道公民的心理一旦形成就以某种坚韧的惯性来影响社会运行与发展。为了促使农民现代心理的尽早形成,我们应该坚持调查研究,以既有的农民心理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重要依据,并力求认识并把握农民复杂的心理走向。如果农民的心理出现问题,势必影响到个人的行为乃至社会的运行,反之则会释放出农民潜在的能量,大大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

[2]秦晖.传统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40-152.

[3]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0.

[4]牟成文.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以鄂东A村为个案[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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